我院资深院友许克敏教授访谈录

作为我院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口述史项目“百名外院人话云南大学百年校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东南亚语言文化系青年教师李芳、王继琴与骆洪教授、王浩副教授等学院领导2022年11月8日拜访了我院资深院友许克敏教授、龚宁珠教授、温亚昌处长。许克敏教授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云南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工作，在教学、科研与外国文学翻译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后担任云南大学副校长、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等领导职务。

（第一排从右到左：外国语学院王浩副院长、骆洪副院长、许克敏教授、龚宁珠教授、云南大学95届越南语毕业生，现云南省发改委规划处处长温亚昌；第二排从右到左：云南大学越南语专业王继琴老师、东南亚语言文化系系主任李芳老师） 

在访谈过程中，许克敏教授深情地回顾和总结了他在云南大学工作的经历，内容丰富，资料信息珍贵，有助于我院梳理和总结我院学科的发展历史，以便更好地守正创新，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参加本次访谈的教师将许克敏教授所谈的内容汇总如下，以飨我院院友和师生。
 

校友许克敏教授回忆录摘要

我们外国语学院是云南大学历史比较悠久的一个院系。100年前云大成立，第一任校长董泽就是留学美国的学者，云大成立以后，各学科都有外语的教学课程，主要是公共外语，在其他专业教外语。熊庆来先生当校长的时候，这些情况就更加明显，熊校长曾留学法国。正因为我们这些校长说，云大应该有全球思维，国际眼光，所以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我们云大作为中国最著名的15所大学之一。到了建国以后，1951年1952年的时候，学习苏联搞了一次院系大调整，云大本身的很多系都被分出去了，只留下8大系，那就是政治、中文、历史、外语、数、理、化、生，所以外语系是历史悠久的老系。这些系调出去以后，我们当时有英语专业，一直到1955年，才没再有英语专业，到了1958年分了一批俄语老师来，当时全国高校都是学俄语了，公外也是俄语。
        我本人就是个例子。我考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被录取后，不管是英语、法语、德语专业全部改学俄语。我是上海外语学院俄语系毕业的，结果1958年的时候，恰恰毛主席号召大跃进“四个面向”，我当时作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带头报了第一志愿“云南”，所以我就分到了云南大学。到了以后，云南大学的方书记就跟我讲，有规定要去基层锻炼1-2年。我就到当时的省立一中，也就是昆一中教外语。到了昆一中以后，我一看他们的师资队伍，有英语改来教俄语的。1958年我到了昆一中，我21岁都没有满，到了1959年就叫我当教研组副组长，1960年就当教研组长，实际上我只有22岁半就当一个省立一中的教研组长。到了1961年，刚好我的老同学，张浩老师到昆一中来要我回去，但是昆一中刘校长不放。后来硬是没有把我要回去，所以我就在一中接着教下去。

文化大革命十年我受到很大的迫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那期间不能教书，只能编教材，做图书馆的编写员，所以我就编了昆一中的英语教材，结果其他学校都没有想到，都借去用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教育厅要编全省的教材，就把我调到教育厅教研室去编英语教材。后来又当了教育厅教研室的外语组组长。到了1978年的时候，教育厅找我谈话，宣布为我彻底平反。当时我就讲我希望落实政策回云大。这样的话，1978年7月份我回到了云南大学，到了云南大学外语系，一直到现在都是云大人。如果从1958年算起，60多年了；从1978年算起，也是40多年了。

我到了云大以后，当时俄语专业没有招生，所以我就到公外去教英语。教了物理系、生物系、地球物理系的公共外语。1978年之后，俄语招生了，又把我从公外调回来，当1979级的班主任，并教79级大一的俄语精读。从此我就在俄语系教俄语了。到了1981年的时候，北京外国语学院招高年级教师进修班，相当于速成班，招10名，给云南大学一个名额，要参加考试。当时一共有48个人报考，我也参加了，最后以第五名的成绩考上了北外。招了10个人，我是第5名。

在北外我就读了一年多。从北外回来以后，我就在继续在俄语系任教，那个时候就教精读、翻译，78级的、79级的、80级的都教过。到了1984年的时候，北大又经过选拔，要搞一个苏联当代文学的讲习班，我又报名去了。我觉得学习、学习再学习，就到了北大。在北大的提高很大，教我们的都是曹靖华、李明滨，顾蕴璞等这些很有名的教师。在北大最后考核的时候，考核我的是同声翻译，在全校有两部电影，我做了同声翻译，一部就是阿·托勒斯泰的《两姐妹》，还有一部是《白夜的旋律》。

1984年我在北大结业了，又回到云大，继续教，那个时候就教了比较难教的汉译俄。所以，我在俄语专业教翻译、文学、精读、泛读、口语。并且我开了全校性的选修课。因为在北大学到了这些东西以后，我在全校开了三年苏联当代文学选修课，都是晚上上。因为在当时，这些课程比较新鲜，所以一般都报名参加，有两个学分；来学的人大概230多人，每次都是这样，这个阶梯教室都坐满了。师大的、工学院、民大的，其他学校的也都来听。

也就在我觉得在外语系比较顺手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教育厅召开了校长大会，会议严厉地评了云大四级考试的通过率只是22.7%，在全省名列第三，昆工和陆军学院都排第一、第二名。当时的副厅长就说，作为一个重点大学唯一的一本院校，本来录取分数就很高，但是录取分高还没有过四级，要求马上限期整改。结果，云大几个校长回来以后，就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就决定要成立大外部，就是大学外语部，把公外专门办出来。当时姜汉侨校长讲这个“云南大学大学外语部（大外部）”有点拗口，他们还是就叫“公共外语部”。成立公共外语部，马上把杨崟老师，当时外语系的朋友，还有我，调到公外部，他当主任，我当副主任。这就是1986年十月十一月的事情。由于我也教过公外，我知道我们所有公外考得差的原因是，从学校到学院对公外都不重视。要开展研究工作的话，首先是需要有专业。按有些系主任的说法，公外是教外系的。所以，他们就派我们两个就去了。

到了公外以后，我们首先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公外的办公室，我们要了四合院的两间教室，把它变成了办公室，当时确实是很可怜的。两间教室变成公外的办公室后，那么开会就有个地方了。然后我就跟杨崟老师商量以后，我们就提出了几个要求，向学校也要了一笔筹备经费，也就在这个时候又把杨崟老师调到外语系当主任了。我就提为公外部主任。到了公外部当主任以后，首先我就跟公外部的每位老师谈心，讲公外的重要性，这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学校的全局。然后，我们还到几乎每一个系，刚才讲的数、理、化、生、中文、历史、政治，到这些系去跟系领导商量，并且召开学生会，就跟大家讲外语的重要性。这个重点学校，如果学生外语不好，将来怎么有国际眼光？怎么国际化？我特别强调地说，你过四级没有过四级，找工作就是人家看中的一点，我说有的单位就是公开写的招聘要过四级，是不是211。所以，我这些话一讲，学生才知道这个重要性，并且公开地跟他们讲，我们云大挨批了，并且限期在一年内要解决，要赶上去。同时我自己成立了一个四六级考试的应对小组，专门研究四六级英语考试的内在规律，连题目都要研究，以赵锡清、梁育全为组长，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我也参加。在上课的时候，我就结合四六级考试，就像现代中学结合高考一样来展开教学。这么一干以后，很快就提高了。其实，本来学生基础就是不错的，就是不重视啊！第二年就从二十二点几增加到四十八，就全省第一了，记得再一次就到百分之六十，结果教育厅开会表扬云大了。学校也在报纸上表扬了。

我在公外的时候，也是注意了对学生、对老师的待遇。过去公外条件比较差，所以我都专门叫老师到思茅去培训，结果给了二万块钱拿回来，还搞了一些其他的翻译。因为公外没有专业，科研成果太少了，所以大部分都是到讲师就为止了，副教授就很难评了。人家讲在公外教书是越教水平越低了，不像有专业那种一样，在这种情况，他们出书也有困难。为了大家能够解决职称问题，我就办了本《大学外语》杂志，这个杂志不定期地出刊，那么公外的老师就有成果了，以前是公外没有什么科研成果。然后又找了大学英语的通用分级系列读物，也是让公外老师有科研成果。这样的话，公外老师评职称也有才有奔头。

另外，我重视出国进修。学一门语言，我现在讲得很极端，没有在国外一年以上的经历是学不好的，无论学什么外语都学不好，这是我自己的体会。我在上外的时候，四年的老师全是苏联人，但是我真正到了莫斯科大学，我才知道我还没有学好，所以我就把英语专业的老师排了一个出国的进修的顺序名单，每年至少两个人出国，按照毕业的学历，早毕业的排在前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条件了。派送到美国的惠特曼学院、欧柏林学院进修一年，每个人都去，公外我也是这样做的。三个人一个组，一个出国，剩下两个人负责三个人的工作。就是这样，做到每个人都有机会到国外去一趟。然后就是职称评审。在1992年刚刚放开的第一次评职称当中，我们利用当时的政策，共评上教授4名，副教授16名。

 
       在这个时候，我自己本人也发生过一件事，也是跟学校有关系。1987年的时候，我看到了报纸上登的关于国家教委VST （Visiting Scholar Test）出国考试的通知，要求50岁以下，讲师以上。我就决定试一试。考出国，我是考俄语，结果一考可能运气好一点，总分是160分，我考了148，全省各个语种的第一名，全国第三名，最后以我的第一志愿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去1-2年。后来，我1987年去，1987、1988年是在莫斯科大学。到了莫斯科大学，我才知道云南省确实是很可怜的，都没有名额分啊，要考得好一点。像北大就有三个到莫斯科大学的，大部分的留学生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北京、上海，云南、贵州什么都没有，四川都没有，广西更没有，什么西藏、青海、新疆更没有，是这样的不合理。
       我去了以后，因为坐火车就坐了10天，3天到北京，7天到莫斯科。在这个火车7天的路上，大家都集中在一起，大家都互相的比较认识，大家都能用俄语讲话会话，所以大家都比较熟悉。结果到了俄罗斯以后大概两个星期吧，大家选举中国留学生会的主席，68个人投票选，结果我这个云南来的以67票当选，就当中国留学生会主席了，这两件事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大使馆也知道这个事情。后来苏联外事部门也知道，他们也有一个国际联合生学会，我还被选为常委，这一点我觉得我还是为云南大学争光。

在莫斯科的大学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讲了三门课，一门是这个中苏当代文学的比较，中国研究苏联当代文学的现状，云南文化等课程，并且在莫斯科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同苏联的这个莫斯科大学的俄罗斯文学的教研室主任合编了的苏联当代文学的一书。由于这个原因，在1988年的8月，在学校开会的时候，由于我的科研成果和学生会的这些工作，授予我荣誉奖状。这奖状上面俄文说的大概是本奖状授予许克敏，为他出色的科研成果和为中苏、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的巨大贡献，特授予本奖状，荣誉科研奖状。这个是莫斯科大学的，还有个奖状是20世纪杰出学者和20世纪成就奖，这个奖状还配一个奖章，上面有我名字，因为我在高等教育的研究和语言教学方面的研究，是联合国剑桥名人传记中心发的，时间是2000年4月。 

校友许克敏教授荣获的奖状

校友许克敏教授荣获的奖状

1994年，国家教委决定实行学分制的，于是就按大区，要求有一名校长到美国学习学分制，当时西南地区就有一个名额。他们（代表团）到了重庆大学，校长来了，结果他们校长代表团也都是翻译，要叫他们自己谈，刚好重庆大学的校长们不懂英语，不会讲。到了四川大学还是没有。第三就到云南大学了，贵州大学他们不去了。到了云南大学我们几个校长在一起，王校长他们几个都让我去谈。大家知道我教过公外，中学是在Saint John’s读的，上外的第二外语也是English，所以我同这些校长谈得比较好。1994年7月1日，我陪他们到石林游览，校长代表团的团长在回来的路上就跟我讲，说我仔细，服务得好。结果就派我到新泽西州立大学当了半年的副校长，学习学分制。当时，我们的赵锡清和白志宏是在欧柏林学院和惠特曼学院，在美国我们经常打电话。后来又到了旧金山，也是几个月的训练，专门训练学分制，回来以后就在全国推进了。

我在外语系的时候，当时外语系有英语、俄语。法语专业分开以后由董启汉老师来筹建，郭全忠老师是从中央军委过来，后来调了黄其龚、马骏等。然后，我们有日专，日专主要是项万元书记到东北去，把刘愚山老师、赵建华老师他们几个请过来。于是1992年的时候，我当时就看到，我说小语种有前途，而且云大的特色是法语，是因为云南以前是法国的势力范围；医学院的教授，都是留法的。所以，东南亚系就需要筹建。我当时特别请龚宁珠老师来当主任，当时就是4个专业。龚老师精通越南语、泰语、缅语，老挝她也去过，还有世界语Esperanto。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很重要。在我任职期内，申请批准建立了法语硕士点。英语1984年就有硕士点，但是由于鲍志一、王森堂等等老教师退休后，法语专业硕士点申请报了没批。所以我就注意力转移到法语与东南亚语。那个时候东南亚语也是很热闹，搞得也很好，而且是我们特色专业，这是92年的事了。我们云大有10个语种，英、日、俄、法、德，德语就是罗跃玲和杨艳华；这就5种了吧？西班牙语，那是李继刚。然后龚宁珠老师那边4个，虽然老挝没有招生，但是我们也照样10个语种，就发展到10个语种，5个专业。

到了1993年的时候，我觉得在外语系大家都很愉快了，但是突然有一天接到省政府打来的电话，叫我到五华山去一趟。王副省长王广宪要找我谈话，他给我一个任命书，我就离开了外语系，到了学校任职，负责管教学，还兼管外事。
        我就先讲这些，欢迎我们老师们给我提出意见。我再补充一点，因为我抓教学时，英语专业的四级外语考试，通过率从1990年我去时候的22%，到我走的时候达到了72.73，达到全国先进水平。联合国组织评我们是B级，A级大概有五六所学校。

在我们的母校——“双一流”大学——云南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我祝贺我们云大生日快乐！我们记住三个 M，Mother （母亲），Motherland （祖国），Mother school （母校）。我们衷心祝贺我们“双一流”云南大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为我们的母校——云南大学而骄傲！